陕西省收费公路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收费公路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21号
《陕西省收费公路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2007年第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3月15日起施行。
省长：袁纯清
二○○七年二月八日
陕西省收费公路管理办法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收费公路项目设立和收费站设置
第三章 收费公路权益转让
第四章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
第五章 收费公路养护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收费公路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维护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路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收费公路的建设、经营、管理和使用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收费公路的建设、经营和管理应当按照合理规划、协调发展、合法经营、保障畅通、依法监督的原则进行。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省收费公路管理工作。设区市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收费公路管理工作。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收费公路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省收费公路的收费管理工作。设区市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收费公路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以外其他收费公路的收费管理工作。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公路管理机构具体负责高速公路养护监督和路政管理工作。设区市、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公路管理机构负责所辖范围内高速公路以 外其他收费公路的养护监督和路政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收费公路的建设、经营和管理工作，促进公路事业的发展。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价格、税务、审计、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收费公路管理工作。
第七条 收费公路的养护由公路的经营管理者负责。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收费公路的经营管理，不得挤占、挪用车辆通行费。
第二章 收费公路项目设立和收费站设置
第九条 收费公路是指符合规定的技术等级和规模，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依法收取车辆通行费的下列公路（包括桥梁和隧道）：
（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贷款或者有偿集资建成的公路（以下简称政府还贷公路）；
（二）国内外经济组织依法投资建成或者受让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的公路（以下简称经营性公路）。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公路发展规划，提出拟建收费公路项目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拟建收费公路项目方案包括收费公路的建设规模、技术等级、投资估算、经营性质、收费标准、最长收费期限、收费站点设置等内容。
第十一条 确定为经营性公路的建设项目，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拟建经营性公路项目方案向社会公布，采用招标投标方式选择投资者。
第十二条 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封闭式收费公路除两端出入口外不得在主线上设置收费站。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需要设置收费站的除外；
（二）非封闭式收费公路的同一主线上，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50公里，相邻收费站间的路口不得设置任何形式的收费站（点）。
第十三条 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设定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年；
（二）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年。
第十四条 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应当根据收费公路的技术等级、投资总额、当地物价指数、偿还贷款或者有偿集资的期限和收回投资的期限以及交通量等因素确定。
第十五条 车辆通行费标准制定或者调整实行听证制度。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工程交工验收前3个月，向省人民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车辆通行费标准方案的听证申请。省人民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
第十六条 车辆通行费标准方案通过听证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向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设置公路收费站和核定收费标准、收费期限的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的法人资格证明；
（二）收费公路项目建设批准文件；
（三）收费公路工程项目建设投资以及贷款明细报告；
（四）公路建设项目的交工验收报告；
（五）收费站具体位置方位图、车辆通行费标准方案、收费期限以及收费效益测算报告；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相关资料。
第十七条 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按照下列程序审查批准：
（一）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价格、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二）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收到设置公路收费站和核定收费标准、收费期限申请后，应当会同财政、价格等行政主管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设置公路收费站和核定收费标准、收费期限的申请，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省人民政府价格、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核发收费许可证、颁发收费站标志牌。
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公路上设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三章 收费公路权益转让
第十九条 收费公路权益包括收费权、广告经营权、服务设施经营权。
第二十条 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权益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后，采用招标投标的方式，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择经营管理者。
第二十一条 转让政府还贷公路国道收费权的，报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国道以外其他收费公路收费权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转让的公路收费权除外。
第二十二条 政府还贷公路权益转让时，转让方应当向批准机关提供以下文件、资料以及相关证明：
（一）转让公路权益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受让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三）受让方从业实力情况说明；
（四）金融机构或者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出具的受让方资金信用证明；
（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可的收费公路资产价值评估报告；
（六）转让、受让双方签订的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协议书；
（七）批准机关要求的其他相关文件、资料。
第二十三条 政府还贷公路权益转让，转让受让双方应当按照收费公路权益转让批准文件签订转让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合同副本报批准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权益的收益资金应当全额上缴省级国库，用于偿还项目贷款、集资本息和公路建设、维护，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五条 受让政府还贷公路权益的经营管理者将收费公路权益再次转让的，应当经原转让人同意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未经原转让人同意和原审批机关批准的，不得擅自转让。
再转让公路收费权的，收费期限按剩余收费期限计算。
第二十六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以收费权质押担保取得的银行贷款，应当用于该公路的建设、维护、偿还项目贷款、集资本息或受让本省行政区域内其他收费公路权益。
第四章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
第二十七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收费站显著位置，设置由省人民政府交通、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监制的收费站标志牌，公示收费站名称、审批机关、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起止年限、监督部门以及监督电话。
公路收费站的收费亭、安全岛等设施上，不得设置任何形式的广告以及非公路交通标志牌。
第二十八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开通足够的收费道口，保证车辆快速通过。收费站发生车辆拥堵时，应当采取措施进行疏导。
第二十九条 下列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
（一）军队车辆；
（二）武警部队车辆；
（三）公安机关在辖区内收费公路上处理交通事故、执行正常巡逻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统一标志的制式警车；
（四）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
（五）进行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或者插秧机的车辆；
（六）国务院、省人民政府规定的绿色通道上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免交通行费的车辆。
第三十条 对货运车辆采用计重方式收取车辆通行费。具体实施办法按照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非封闭式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对收费站周边单位和个人的车辆，可以采取“适当优惠、定期包交”的方式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三十二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收取车辆通行费时，应当向交费人出具收费票据。
政府还贷公路经营管理者收取车辆通行费，应当使用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车辆通行费专用票据。车辆通行费专用票据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领取、发放和管理。
经营性公路的经营管理者收取车辆通行费，应当使用省人民政府地税部门统一印（监）制的车辆通行费专用票据。
第三十三条 高速公路收费实行全省联网、统一结算的方式管理。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总体规划，建立高速公路联网收费制度并组织实施和监督。
第三十四条 新建高速公路应当根据全省高速公路联网系统运行和管理的需要，按照有关规定建设高速公路的通信、监控、收费等管理系统和设施。
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不具备前款规定设施的，由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负责建设。
第三十五条 收费公路的收费人员配备，应当与收费道口、车流量、收费额相适应。
政府还贷公路收费人员应当公开招聘，实行聘用合同制。
第三十六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变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
（二）在车辆通行费之外加收或者代收其他费用；
（三）强行收取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按车辆收取某一期间的车辆通行费；
（四）不开具收费票据，开具未经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省人民政府地税部门统一印（监）制的收费票据或者开具已经过期失效的收费票据。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通行车辆有权拒绝交纳车辆通行费。
第三十七条 车辆通过收费站时，应当减速慢行，主动领（划）卡、交费。免交通行费的车辆，应当主动出示免费车辆, 凭证，经验证后通行，不得冲卡。
任何车辆不得故意滞留收费道口，阻塞交通。对故意滞留收费道口，阻塞交通的车辆，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有权将车辆移离收费道口。
对故意堵塞收费道口、强行冲卡、殴打收费公路管理人员、破坏收费公路设施以及其他扰乱收费公路管理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八条 政府还贷公路经营管理者收取的车辆通行费、广告经营以及服务设施经营收益，应当全额上缴省级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政府还贷公路通行费收支实行预算管理。每年末由各收费管理单位制定下一年度通行费收支计划，经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审批。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照批准的通行费收支预算拨付资金。
第三十九条 政府还贷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加强公路通行费收支管理，严格控制费用支出，降低管理成本，保证养护资金。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政府还贷公路通行费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规违法行为。
第四十条 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应当终止收费。
政府还贷公路在批准的收费期限届满前已经还清贷款、还清有偿集资款的，应当终止收费。
依照本条前两款的规定，收费公路终止收费的，应当向社会公告，明确规定终止收费的日期。
第四十一条 收费公路终止收费后，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自终止收费之日起15日内拆除收费设施。
第五章 收费公路养护管理
第四十二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保证收费公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收费公路好路率应当保持在90％以上，高速公路的路面状况指数应当保持在80以上。
第四十三条 经营性公路实行养护质量保证金制度。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车辆通行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公路养护质量保证金。
经营管理者不按照规定履行收费公路养护责任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指定养护单位进行养护，所需费用从公路养护质量保证金中抵扣。
公路养护质量保证金提取、使用、退还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十四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做好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和绿化工作。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对收费公路以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定期检查和维护，并向公路管理机构报送养护质量统计报表。
第四十五条 收费公路养护工程按规定实行招标投标制度或者合同管理制度。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将收费公路的大、中修工程和改建工程等施工信息在施工前5日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并在收费公路入口处公告施工信息。施工时应当设置道路交通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加强养护作业现场监督管理，保证车辆安全通行。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收费公路养护质量监督制度，督促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依法履行养护义务。
第四十七条 公路管理机构收取的收费公路占（利）用补偿费应当全额上缴省财政专户，与通行费收入统一安排使用，用于收费公路及其设施的维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设置收费站牌和公示有关事项的，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00元罚款；违反第二款规定的，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的违法行为，其他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不分页显示 总共2页 1 [2]
下一页
内容提要: 《法国民法典》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即“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鉴于其标的的特殊性—争议或纠纷，法律赋予和解合同终极的既判力。和解合同呈现出合同起源和裁判效力的混合性质。一方面，它在救济途径上不同于生效裁判，采取合同无效救济途径，并非诉讼上的再审程序；另一方面，它在合同无效事由的追究上，体现出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和解合同随着ADR的推广从民法典领域进入纠纷解决领域：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赋予和解合同执行效力。此程序正好与我国新确立的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相似；因此，通过与法国和解合同的比较法研究，可以寻求完善我国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之借鉴经验。
《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至第2058条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有名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1]它的特殊源于其标的—已产生的争议（contestation）或潜在的、可能产生的争议。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和解合同是指“当事人用以解决已发生的争议或预防争议发生而缔结的合同”。和解合同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14世纪的著名评论法学家巴尔托勒（Bartole）宣称：“和解是所有合同中最有用的种类之一。”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之一佩阿马卢（Préameneu）声称“和解将是解决争议的最巧妙手段”。从其属性和标的的性质来看，和解合同处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交叉的十字路口”。[2]由于和解合同纳入民法典的规定中，法国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它的研究；这种现象直到法国ADR的发展才得到改变。和解合同作为友好解决争议的一种和平手段，正式纳入法国ADR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和解合同已经从民法中的‘小合同’演变为涉足广泛领域的一种争议解决的和平手段。”[3]为鼓励和解合同的适用，1998年第1163号法律规定：“当和解交易失败后进入诉讼程序，对在和解交易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应当支付报酬。”法律援助的范围推广到和解合同的签订中。随着法国私法学家的论述深入和判例的逐渐补充，和解合同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增设了“相互让步”（concessions réciproques）作为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因此，和解合同应是“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
2002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此条已落实到2010年颁布的《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争议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将合同性质的界定推广到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对民事争议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可以说，此处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与法国和解合同中的“相互让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的法律最近也确立了对此类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于该程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然而，我国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中存在许多未决问题，如司法确认程序的法律性质、受理范围、案件管辖、申请方式、条件和期限、审查范围、审理规程、调解协议内容的调整、司法文书形式、撤回申请与程序转换、确认错误的救济。[4]
鉴于和解合同标的的特殊性，法国法律和判例对于该合同的生效条件、法律效力、无效事由、与法官的关系上有着特殊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小心保护当事人合意的真正落实。我国法律将诉外调解协议的性质定义为民事合同可谓一大进步；然而，关于这种特殊合同的具体实施，学者们的探讨则比较少。我们试图通过对《法国民法典》中和解合同适用的研究寻求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
根据1995年2月6日关于发展和解合同以求友好解决争议的通告，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包括：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虽然《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第2款规定“和解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但是，根据法国的有关判例和学术界的论述，书面形式不是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而只是一种有利的证明方式。[5]
（一）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
《法国民法典》第2045条规定：“为进行和解，必须具备处理其涉及标的的能力。”和解是一种涉及对权利的处理行为，所以它要求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此，已解除监护的未成年人自然享有和解的能力。对于受监护的未成年人或受监护的成年人，他们的和解行为需要得到监护法官（juge des tutelles）的同意；监护人可以在获得家庭委员会（conseil de famille）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代表未成年人进行和解。对于财产受管理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财产管理者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进行和解。受司法监管的成年人可以进行和解，但是其签订的和解合同可以因损失的原因而撤销。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把和解权授予其他人行使。例如，在司法破产管理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单独或在法官委任的管理者的帮助下进行和解；在司法破产清算程序中，得到法官授权的清算人，在传唤债务人后，可以与债权人就相关的争议进行和解。于是，在审查和解合同时，合同签订人是否具备和解权是关键。
（二）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
与其他合同一样，和解合同的标的必须为可交易的事物，并且必须遵守公序良俗的有关规定。法国判例规定，和解合同通常只能处理已产生的权利（droits acquis），而不包括未来的权利（droits futures ）。例如，当事人只能就已确定的抚养费数额，而不能就将来抚养义务产生的数额进行和解。[6]和解合同确定的抚养费数额可以根据事后相关因素的变化增加或减少；相反，有关禁止增加或减少抚养费的规定则是违背公共秩序，将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与保险人或肇事者可以就将来发生的后果（即使是不可预知的）进行和解；但是，任何一方可以在和解合同签订后15日内自由选择撤销该合同；而且，受害人在10年内保留一项权利，可以要求加害人对伤害的恶化要求补充赔偿。这些判例所表明的中心意图就是避免当事人在“不明白”的情形下作出权利的妥协和让步。纠纷解决时，当事人对于未来的权利暂时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得已的考虑，或者对自己权利所面临的形势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就作出选择；如此，这样的选择本身是不明智的，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
和解合同的范围自身就是一个公共秩序性质的问题。在商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比较宽广，几乎不受限制，除非有特别规定。然而，在民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受到的限制比较多。[7]例如，禁止就涉及身份权的事项（亲子关系、离婚或同居关系的解除、国籍）进行和解，但是因身份权产生的金钱方面的利益除外。下列情形下涉及家庭财产处理的和解合同无效：侵犯继承保留份额的；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图替代委托遗赠的受益人的；掩盖因无能力接受捐赠的绝对无效事由；试图使因形式欠缺而归之无效的赠与生效的；涉及法律禁止的关于未来遗产分割的协议。在债权和物权方面，和解合同在下列情形下处于无效：以赌博债务为标的的；标的在于约定公务员职位转让的价格的；提前放弃追究他人责任的诉权的；要求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必须在和解签订之日评估的，等等。在社会法（droit social）领域中（包括劳动法、租约法、保险法、消费法），鉴于当事人力量的不平等，判例对于和解合同的适用给予更多的关注，目的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劳动法为例，劳动者一方只能就他被解雇后的后果进行和解；因此，劳资双方的和解合同只能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或者劳动者收到解雇信之后签订，之前签订的和解合同将因违反公共秩序导致绝对无效。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由于法官对公共秩序原则的解释过于宽泛而显得有些狭窄；因此，其适用范围中的公共秩序原则到底应如何界定，也是那些致力于推广和解的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三）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
与古罗马法不同，《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不仅用于解决争议，而且被当事人用以消除他们法律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即使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争议）。这种扩张后的争议范围广泛被罗马一日耳曼法系国家采用。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合同是以争议的存在而展开的？这个问题在司法程序中的和解容易得到解决。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现实地呈现出来，和解的标的自然容易判断。司法程序外进行的和解需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区别对待。关于法律事实，如被害人和肇事人或保险人之间就伤害事实所产生的分歧即“争议”。关于法律行为，需要考虑和解合同介入的时间。例如，在买卖合同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就合同标的的有关事项（如价格）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能定为“争议”；因为这时合同未签订，没有产生任何权利，也不能产生任何诉讼（先合同义务除外）。如果双方最后就此达成协议，此协议并非和解合同，而是买卖合同。如果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意见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争议，成为和解合同的标的。
（四）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
关于此项条件，《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当时的民法典制定者之一普提也（Potier）采纳了杜马（Domat）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和解，不需要给予什么，也不需要承诺什么”。[8]由此，当事人在和解中不需要进行任何让步，而只是接受也可以。然而，“和解的基础，不是探索理想的正义，而是利益会合的安排。”[9]实践中关于和解的法律都要求：“如果没有任何给予、抑制、承诺，和解不可能发生。”所以，第四项条件可以说是民法典立法者的一个疏漏。于是，随后的判例和学术讨论将该项条件补充到和解合同中。
然而，如何定义“相互让步”？法国判例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界定，而是留给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最高法院通常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不会具体衡量个案中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的客观相等性；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concession dérisoire）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成为撤销和解合同的条件。[10]1995年2月6日关于和解合同的通告中明确说明：“当事人之间相互作出的让步无须在规模上对等化，但是它们必须具有最起码的可靠性。只有一方单方面做出的对所有事项的让步，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然而，最高法院并不对相互让步的事实进行详细的审查。当没有明显的不平等揭示互相让步的缺失时，和解合同的效力将不会被质疑。不过，行政法官的地位比较严格，因为行政机构从来都不被允许赔偿他不应给付的数额。”在社会法方面，判例特别关注有利于劳动者一方的平衡。所以，它侧重于评估雇主一方的让步的实质性。也就是说，偏向于作出对劳动者的有利解释。
法国法院对和解合同中“相互让步”的界定体现了他们面对和解合同适用的一种犹豫：一方面，他们清楚知道法官对和解合同不宜干预太多，因为和解合同毕竟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如果干预过多，则是以法官恣意取代当事人合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现实中当事人的力量不平等是会导致不公平协议的产生，在合同领域就是如此，绝对的契约自由是不可靠的，法官的介入也是必需的。如此，法官的介入到底应持什么样的尺度？法国最高法院试图给予它的法官们一个指导原则，即注意相互让步是否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一方作出了重要的让步，而另一方仅仅存在“微不足道”的让步。一般人的做法是希望自己在作出让步时，对方能作出对等的让步；即使不是完全对等的，最起码两者的对价相比较不能悬殊太大；一旦悬殊过大时，任何人都可以合理怀疑这种让步是非真实的、并非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应当是受到某种因素的干扰而作出的不得已行为。所以，法国最高法院允许法官在当事人的申请下对此类情形实施干预，否认该合同定义为和解合同的性质。
二、和解合同的法律效力
“相互让步”不是和解合同的成立条件，而只是一个资格条件。因此“相互让步”的欠缺只不过是使合同丧失成为和解合同的特征，但仍保留其作为一般合同的特征。这时就涉及和解合同与一般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两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为什么要就争议作出相互的让步成立和解合同；此举就是在于追求法律规定的和解合同的特殊效力。从合同效力的引申来看，和解合同具有合同的强制效力。当事人应当遵守他们之间签订的和解合同；否则，他们将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然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其效力不同于一般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和解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终极的既判力（1’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ee en dernier ressort）。根据既判力的理论，对于和解合同处理的争议标的，法官将没有权力再予以处理。法官权力受限制的前提是：同一标的、同一原因、同一当事人。和解结束纠纷时便排除当事人就和解标的的起诉权。如果一方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反对和解的既判力，她将面对依据既判力抗辩的同样条件和特征提出的和解抗辩（exception de transaction）。和解抗辩在任何情形下可导致诉讼的不予受理（fin de non-recevoir）。
有学者如此解释《法国民法典》为什么对和解合同使用“既判力”的字眼：民法典第2052条对于和解合同效力的规定，不是来自纠纷事实的真实，而是来自当事人约定不求助于诉讼的合同义务所产生的强制力；该条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可以最终确定他们各自权利的状况，这种“确定”相当于裁判的效力，所以立法者采取“既判力”的说法。[11]和解合同的效力本质源于合同效力，即双方当事人接受合同义务产生的约束力，并非如判决中“法律事实”产生的效力；如此，和解合同的既判力显然与判决的既判力从根源上是不同的。于是，其他法国学者对于民法典采取的和解合同“既判力”说法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容易在司法裁判依附的真实推定和既判力抗辩产生的遵守技术方面导致混乱。[12]他们提出：首先，“终极”（dernier ressort）一词的使用不恰当，因为从字面上看，意味着和解只能依据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程序（pourvoi en cassation）提起，而事实上是和解只能依据针对合同无效的有关法律途径启动。其次，此处的“既判力”也不等同于司法判决的既判力的传统概念，只包含后者的部分解释。根据相关判例，和解的既判力不能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出，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中提出；也不能在最高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中提出。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能阻碍欧盟成员国对当事人就该纠纷作出的判决的效力”。[13]根据欧盟法的规定，和解合同在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承认中只具有等同于认证文书的效力。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将第2052条中的“终极的既判力”改为“协商事项的效力”或“合同的协商效力”（l’ autorite de lachose convenue ou contractee），以从字面上直接区别于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效力。[14]和解合同的取得介于合同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特殊效力；基于此效力，和解合同呈现出一种混合性质—“起源上的合同性质，效力上的裁判性质”。[15]
三、和解合同的无效事由
和解并非司法裁判行为，只是具有某些裁判行为的属性。和解的特殊效力未改变其合同本质；因此，在和解合同的救济途径上，不是采用适用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救济途径，而是和其他合同一样，采用合同无效救济途径。考虑到和解合同的标的特殊性，导致其合同无效的原因—意思表示的瑕疵，与一般合同无效的理由有所区别：承认因欺诈（dol）或胁迫（violence）引起的瑕疵，排除就损失（lesion）请求的撤销，改革因错误（erreur）引起的瑕疵。
首先，《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法律上的错误（erreur de droit）和损失不能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和解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即当事人自己替代法官，避开严格适用法律，自己确定调整法律形势的规则。他们只有在很清楚自己将要放弃什么的情形下才能被认定为有能力这么做。另外，他们有足够的手段去获取法律的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自己事先仔细了解法律，法律上的错误便是不可能的；如果当事人没有仔细查询法律，产生的法律上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排除法律上的错误契合和解合同的风险特征。根据其标的，和解是一种风险（aleatoire）合同或对等（commutatif ）合同。在和解中，当事人主动放弃普通的权利主张和对纠纷的裁判认知；如果允许他们以对客观法律的无知要求撤销法律的适用，这是很荒谬的、不符合逻辑的。[16]至于损失的排除，则是因为在和解中当事人的意愿确定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权利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在什么样情形下当事人减少自己的权利主张或弃权是合适的。
其次，《法国民法典》第2053条规定：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erreur defait ）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法国判例对此的解释比较宽松，以便有利于受害一方举证，避免不公平协议的产生。例如，由于实践中肉体上的胁迫很少见，通常为精神上的胁迫，判例将威胁采取法律途径的行为或利用事故受害人或职工的困难处境的乘人之危行为解释为胁迫行为。威胁提起刑事起诉或民事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合法的胁迫（violence légitime ）；一方以提起司法救济途径威胁对方进行和解，判例通常是承认这种威胁行为的合法性，不会因此宣称合同无效。然而，如果当这种威胁手段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该方当事人本应获得的利益，这种“过度的优势”（avantages excessifs）将使胁迫的合法性丢失，从而成为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此外，经济上的强制（contrainte économique）也构成胁迫。德巴日（Deparis）先生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的工作车间遭受一场意外的大火。他和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合同，保险公司支付667,382法郎的赔偿金额，分两次支付。之后，他向大审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给予高于1,000,000法郎的赔偿金额。他声称自己因为当时的财政形势非常困难，迫于此答应和保险公司签订了和解合同。上诉法院认定经济上的强制属于“损失”，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事由。然而，最高法院将经济上的强制认定为“胁迫”，可以成为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和解可以因胁迫而撤销，经济上的强制属于胁迫，而非损失。”[17]
事实的错误包括当事人认定的错误，争议标的的错误，和解标的权利性质的认定错误。对和解标的权利的范围或重要性的错误认识，即合同当事人对损失的程度或数额评估错误，不属于事实的错误，不能以此要求撤销和解合同。实践中，一个错误是定为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没有彻底明晰的界限。法国法院则利用这种模糊，根据不同情形具体诠释，控制对和解合同的审查。例如，关于外国法律内容认识的错误属于法律上的错误，不能构成撤销和解的理由；尽管外国法的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事实问题。关于国籍的错误也为法律的错误，不能导致和解的撤销；尽管这个错误对继承方面的主观权利（droits subjectifs）的范围构成影响。然而，对于保险人和被投保人、职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判例倾向于扩大事实错误认定的范围，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即便将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限制在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这几个方面，法官却可以通过对这些事由采取或宽或紧的解释，控制法官介入和解合同的范围；实践中的法官多半采取一种宽泛的解释，如此看出法官对和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适用的犹豫，他们总是担心当事人由于力量的不平等而产生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产生。这也是调解等诉外协商解决方式在法国推广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