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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

郑坤山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摘　要：网络著作权相对于传统著作权而言，在法定性、专有性和地域性等方面有其独特的特征。著作权法规定合理使用制度，是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即作者利益与使用者利益、作者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平衡的需要。《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相关规定在原则上均可以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但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技术和因特网的飞速发展，版权保护体系面临着调整与变革，新的作品使用方式的不断产生，合理使用制度受网络技术挑战的程度越来越深。
关键词：网络著作权 合理使用

一、网络著作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网络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在网络环境下所享有的著作权权利。 网络著作权相对于传统著作权而言，在法定性、专有性和地域性等方面有其独特的特征。（1）在法定性方面，法律对网络著作权的确定滞后于相关的司法实践。在法律确认网络著作权的地位之前，司法实践已经援用以往的著作权理论做出了大量判例。（2）在专有性方面，作品的专有性受到冲击。由于网络具有方便、高效、普及的特点，作品“上网”后，将极大地削弱网络作品的专有性，著作权人无法控制他人对其作品的使用，需要制定新的许可制度。（3）在地域性方面，著作权的地域性产生动摇。由于互联网络本身的跨国性特点，网络作品的传播不受地域的限制，无法判断一件网络作品的著作权应当依从哪国法律、在哪个国家地域内有效。专家认为，网络作品著作权地域性的消失是“计算机网络的全球性与传统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之间的总冲突” 。
相对于技术进步和网络经济的发展而言，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既能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又能促进网络作品的快速发展，就成为立法界和司法界极为关注的问题。我国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根据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在第10条关于著作权的具体权利形式中增加了十多项规定，其中第12项是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承认了传统著作权在网络等电子环境下所享有的受保护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号)（以下简称《网络著作权解释》） 第2条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 根据这一司法解释，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和新的数字化作品均受著作权法保护，任何媒体，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符合法定许可的条件，擅自复制、转载、传播他人作品的，均构成侵犯著作权，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传统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概述

“合理使用”是美国版权法第107的称谓；英国对此是“有关版权作品允许实施之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相关称谓为“权利的限制”。“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或作者无保留相关权利 的条件下直接无偿使用已发表的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无须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著作财产权限制制度，其中“无偿使用”和“无须经著作权人许可”是其显著特征，是“合理使用”区别于“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等其他对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的重要标准。合理使用制度的作用在于“合理地消除作品创作者、作品传播者、作品他用者之间的冲突，力图实现在维护作者权益基础上的三者利益的均衡，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繁荣与文化进步” 。
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的修改是基于入世后所作出的，因此在整体上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的保护水平，因此本文主要限于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下展开对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论述。合理使用制度在我国实证法上体现在《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私人利用权]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引说权]
（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新闻利用权]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媒体互相利用权]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公开演说的利用权]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教学与科研目的利用权]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公务利用权]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公共文化机构复制权]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无偿演艺表演用改作权]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公共场所艺术作品的非接触式利用权]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汉译少”利用权]
（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盲文复制出版利用权]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三，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综述

如前所述，著作权法规定合理使用制度，是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即作者利益与使用者利益、作者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平衡的需要。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对合理使用制度采取的是列举式的规定，这种立法例是从严格保护著作权人的角度出发的。就著作权人的权利而言，著作权人能够全面实现其著作权并获取合理的报酬，使用权的行使是最有价值的，法律给予使用者和社会公众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不经作者同意和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作品的权利，是对著作权人行使其使用权最严格的限制。因此，各国立法对合理使用的规定，都必须持极其严格、谨慎的态度。但在网络时代应该考虑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新的平衡点。因特网是一个开放的共享世界，如果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会违背网络共享与自由的精神，会窒息借鉴与创新，走到著作权保护的反面。毫无疑问，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是完全必要的，否则网络服务大众的功能势必受到限制，也徒增不必要的争端。因此本文认为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不仅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还要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便利性和自由性，放松对合理使用的规制，以利于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具体制度构建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传统制度规定对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及其冲突
传统制度的规定能否完全使用于网络著作权呢？回答这一问题关键是看网络著作权的权利客体（即“网络作品”）是否与传统著作权的权利客体是否具有本质的区别。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的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作品的形式和载体不光为文字和纸面的，作品的文字输入计算机被数字化，纸面变成了软盘、硬盘、优盘、磁带、CD—ROM等多种载体形式。这些作品又能被传输到网络空间，有的又组合成“网页”，又形成了网络作品。从来源上看，网络作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传统形式的作品，如书稿、电影胶片、唱片等借助数字技术在网络中予以重现；一种是直接以数字化的二进制编码为载体在网络上创造的作品。网络作品与传统作品的区别仅在于作品存在形式和载体的不同，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会因数字化而丧失“独创性”和“可复制性”；而且由于网络所具有的高速、海量复制与传播的特点，使这些作品的可复制性反而有了质的提高。因此，所谓的网络作品并未与现行法律对作品的界定相违背，它与传统作品作为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客体并无区别。
　　我国对于可以被合理使用的作品加了“已发表”限制，对于网络作品，从上所述的两种表现形式和网络环境本身的开放特性来看，应该都是属于已经发表的作品。 加上网络作品与传统著作权客体的同质性，因此上述《著作权法》第22条所规定第（一）、（二）、（三）、（六）、（七）、（九）、（十一）项和第（十二）项，均可以作为对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的法律依据。对于第（四）项 （媒体互相利用权）和第（五）项（公开演说的利用权），则涉及对相关机构（如不同的网站）是否属于“媒体”的认定。笔者认为应该利用现有法律空间，扩大对“媒体”解释，这样第（四）和第（五）项应该也可以适用于大多数属“媒体性质”的网站即其他相关主体。对于第（项）所规定的“公共文化机构复制权”，由于网络作品的数字化表现这一特殊形式，在相关作品对外公布（如发表于某网站）时本身就具有一系列的复制行为，因此应该严格限制这一项规定在网络环境下的适用，这样才能从实质上保护诸多网络信息传播服务主体（既包括赢利性的也包括非赢利性的）的合法权利。而对于第（十）项所规定的“公共场所艺术作品的非接触式利用权”，则涉及对“公共场所”解释。笔者认为，对于无须缴纳费用即可进行实质浏览的网站由于其接触的便利性，可以推定其为“公共场所”，因此第（十）项在无须缴纳费用即可进行实质浏览的网站下具有使用的余地；而对于缴费性的网站则不能直接使用，除非相关权利人（如网站运营商）有明示性的授权声明。
（二） 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的新发展及其规制
“合理使用”的着眼点是为了促进进一步的创作而鼓励对现有作品一定程度的合理使用，如果过分限制对作品的利用，反而有可能阻碍信息的传播，所以“合理使用”规则的适当运用具有调剂功能。网络环境给“合理使用”带来了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上的浏览。互联网是信息的海洋，在网上浏览信息是当今用户上网的最主要目的之一。从版权保护的角度来看，信息在被浏览之时联网的计算机系统附带产生了复制、发行、传播、访问等作品使用行为，用脱线浏览器下载的行为以及下载后为阅读的打印行为，涉及到版权、表演权等多种作品使用权。上述“私人利用权”主要是针对复制、改编作品的行为，对作品的“浏览”原本不包括在内。但如果用户在网上浏览信息确实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的目的，而且被浏览的作品一般都属于已经发表的作品，那么这种浏览行为就可以被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
2、制作多媒体课件。众所周知，新技术的发展为未来教学方式和课本形式的改革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学校的课堂教学不可能仅局限于教师和学生之间面对面的传统授课方式。通过网络，教学可以采取远程的方式，学生也可以直接自学；另一方面，课本的形式也会变得多样化，成为融文字、图形、颜色和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形式。而且，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过程，将可能面临大量的取得著作权人授权的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都需要著作权法予以回答。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关于教育目的的规定的权利限制，上述第（六）项关于“教学与科研利用权”的规定。这一规定已落后于现实的发展，无法适应我国已大量出现的多媒体教学制品的情况，以及未来的网络通讯形式。（陈冰，陈凌著：《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思考》，载《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9月。）
３，网络中还有一种诸如BBS留言板、论坛等类似公告栏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访问者可以自己上传文字、图片等信息，刊登在这样的交互式界面里的作品，就不应该享有著作权中的使用权。由于网络是一个极为便捷、宽泛的领域，如果作者自己将作品以自助的方式登录到BBS上，视其为自己的创作作品，就应该允许网络的所有使用者进行共享。但如果BBS上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情况出现，比如是匿名或假名上传的文章侵权，著作权人则有权要求BBS的版主对文章进行删除或做出更正说明。
４，数字图书馆及诸多类似网站的兴起。各种不同的网站都要定期制作备份，一些远距离图书馆网络服务，各个服务器间传输所产生的复制性行为以及网络咖啡厅浏览行为等行为也对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很多非赢利性的、仅供学术和科研交流的网站借助网络技术的发达而大量兴起，在大大促进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大量的文章复制（在明确写明著者和文章转载处的前提下）的现象。综阅上述《网络著作权解释》，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司法机关是站在严格保护著作人权利的角度的，笔者认为针对网络作品的特有性质，在保护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的同时，应该扩大传统合理使用制度的在网络环境下的使用范围，以更加促进文化的交流和知识的传播。对于这一点，国外在著作权授予领域的一些新发展值得我们借鉴。国外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授权形式——“创作共享”。这种形式是基于以下条款：“１，署名。你必须明确表明作者的姓名；２，对于任何二次使用或分发，你必须让其他人明确当前作品的授权条款；３，在得到作者的明确允许下，这里的某些条款可以放弃。”在基于前述的条件之下，“你可以：１，拷贝、分发、呈现和表演当前作品；２，制作派生作品；３，把作品用于商业用途。” 在网络环境下，我们可以把这一授权制度的合理内核适用于合理使用制度中，在严格保护著作权人精神性权利的前提下，适当限制网络著作权人的财产性权利，扩大第三人合理使用的权利范围。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技术和因特网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的崛起，而且打破了原有传播格局，造成原有的权利与利益的急剧动荡，版权保护体系面临着调整与变革，新的作品使用方式的不断产生，合理使用制度受网络技术挑战的程度越来越深。上述列举的一些行为或现象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愿立法者在制定修改有关法律时必须正视现代科技给合理使用制度带来的难题，只有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既维护作者权益又维系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科学事业发展。
（三）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合理使用”时的基本原则
著作权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鼓励智力创造，促进文学、艺术、科学的繁荣。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版权保护制度一直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而发展。如上所述，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难于涵盖数字环境下合理使用的各种情况，而且它们很难在法律中一一列举。为了充分实现著作权法律关系中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合理使用”时应掌握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主要考虑这种是否以教育为目的，是否具有商业性质。
（2）被使用的版权作品的性质。如果某版权作品在网络中使用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那么对它们进行数字化传输、拷贝要受到严格审查。
（3）被使用的版权作品的使用数量和质量。除对他人作品大量抄袭可能侵权外，即使对作品的一小部分进行复制（特别是被复制部分质量很高或对作品其他部分非常重要）也会构成侵权。
（4）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在网络上、下载问题上可普遍推行“法定许可”制度，并辅之以健全的知识产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这样既保障了知识产权权利人适当的（可根据法定许可制度统一规定费率）经济权利，又打破了网络条件下可能不合理、不合情的权利滥用和过度垄断（也因此弱化了权利人的这以一权利）。
试论司法程序对名誉权侵权构成的影响
李　春

　　作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名誉权侵权构成要件有以下四项：一、侵权人向受害人实施诽谤(或侮辱)等行为；二、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三、侵权行为与受害人名誉评价降低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侵权人具有过错。其中要件二即指损害结果，由于个案的不同情况，具体的损害结果如何则有赖于司法实践来阐明。由于社会评价的发生需要有关被评价对象的诽谤语言公之于众这一事实，因此诽谤语言是否被公开成为实践中名誉权侵权是否构成必须考虑的条件；也就是说，侵权人只有在公开场合或使公众了解的方式对受害人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才能发生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从目前的实践的一般情形来看，这一条件的认定可谓简便，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因其牵涉到其它的权利或秩序，界定起来就会有相当难度，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本文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对“司法程序”这一特殊场合下的“公开”的认定以及名誉权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平衡的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两个案例
　　(1)杨某系单位前承包经营人。双方因承包等问题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单位在仲裁答辩状中指陈杨某有私吞单位款项和非法经营的情况。杨某以该陈述缺乏依据起诉单位侵犯其名誉权。一、二审法院判决单位答辩陈述不构成名誉侵权。
　　本案争议的行为发生在作为准司法程序的仲裁过程中，该案中被诉人根据申请人杨某的仲裁申请书提出了载有争议内容的书面答辩状，该答辩状除交仲裁庭外另有副本送达杨某。
　　一、二审法院在判决时都强调了以下观点：争议解决程序中单位的书面陈述虽然并不一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但由于该陈述是就双方劳动关系中有关争议事实向争议解决机构提交的答辩，是按照特定的司法程序提起的书面材料，对于单位来讲，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答辩的行为并非公开场合下对杨某人格的侵犯，被答辩人也不存在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因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2)齐某在另案庭审结束签阅笔录时，以秽言辱骂对方当事人周某。周某以齐某在公开场合侮辱其人格起诉齐侵权赔偿，一审判决齐某侵权并作赔偿，二审改判侵权不成立。
　　本案由二审不开庭案件在询问程序时的纠纷引起，纠纷时在场人除主持询问的法官和书记员外，还有双方当事人都相熟的旁听人员。齐某的言语带有侮辱性，其针对的对象是周某，这两点在两级法院审理时都得到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齐某在包括法官等多人在场的公开场合以言辞侮辱周某，使周某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构成了名誉侵权，对此齐某应予赔偿；二审法院则认为，法官应当控制整个法庭审理程序，如果当事人违反法庭秩序，法官应当立即阻止并视情况进行制裁，本案中齐某言行虽“有失检点”，扰乱了法庭秩序，但只需“批评教育，尚不足以构成名誉权的侵害”。
　　尽管劳动争议仲裁对程序的进行没有规定，但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程序的进行采取不公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0条)。在事实上，前一案件中除了双方当事人之外，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三人)是仅有的了解争议内容描述的第三方。该案的关键问题随之产生，即仲裁庭组成人员的知情是否已达到了名誉侵权要件构成中的“公开”这一要求?法院的判决中对“公开”的标准问题虽未予直接讨论，但其提到单位行为并未造成杨某损害结果这一节表明：虽然单位已为其答辩内容赔礼道歉，但由于单位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有关的书面陈述是在特定程序当中进行，还未达到可以被公众评价的“公开”程度，因而未造成名誉损害的结果。在这里，仲裁庭组成人员未被视为名誉侵权构成中名誉降低与否的评价主体。
　　与前案相似的是，后一案件中名誉侵权的争议事实发生在特定的司法程序中；不同点在于，前案系争的侵权描述来自书面的形式，后案中则为言辞，前案只有仲裁庭成员是知情的第三方，后案中则除审判人员外另有多位旁听人员在场。在这里，言辞的形式和多位旁听人员的在场，是否足以构成在公开(公众)场合下侵权行为的发生了呢?两案中的区别是否足以使案件的处理有不同的结果呢?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处理的分歧也正在此。一审法院构成侵权的观点表明的是，旁听人员的在场使得诽谤语言的公开成为必然，而随之产生的他人评价显然会对被诽谤人的名誉造成特定的影响；二审的着眼点则强调了法庭秩序、之于个人名誉权的优先，但它对法庭秩序对名誉侵权是否有绝对的阻却也存在着明显的犹疑不决，因此在论述名誉侵权未构成时的理由时，二审强调的是齐某言语“有失检点”——即暗示言语未达到诽谤，该理由显与法院查明的有关“言语具有侮辱性质”之事实有抵触。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系争的言语(不管是书面或口头)是否为虚构的事实已不是法院首先需要审查的内容，而“司法程序作为特殊场合对名誉侵权构成有何影响”成为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二、司法程序是否能够成为名誉侵权构成的阻却事由?
　　对此，现有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但笔者持肯定观点，以下试从正当妨害法理、司法程序的特殊性以及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等三方面论述相关理由。
　　首先，现实的社会制度中任何一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法理上所谓正当妨害的原则。而司法程序对名誉权的一定限制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中，任何权利(权力)都应受到相应的限制，这是协调整个社会机制运作的要求，也是更好地保障个体权利的需要。而对于限制的范围或界限而言，则由权利在运用场所中所涉价值之间如何权衡而定。譬如本文中所涉，即公民的名誉权与整个司法制度设立中所包含的价值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其次，这是司法程序特殊性的要求。
　　1?这是司法程序所包含价值的特殊性的要求。作为一种法律设定的纠纷解决程序，司法程序具有高度严谨、高度专业、高度公开(法定情形除外)和终局的特点。而当事人的参与则是司法程序得以运转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实现司法程序设立目的最有效的途径，因而在各国的制度中都受到作为根本大法——宪法的保障。由于司法程序中“案件事实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争议性”这一前提的存在，使得当事人为了自己的主张在程序中尽力行使攻击和防御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加之法律争议及程序进行本身的高度专业性，当事人行为难免发生偏离争议主题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形式上构成侵害对方当事人在日常场合下法律予以保障的某些权利。尽管如此，为了保障和鼓励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行使权利这一更重要的价值，只要当事人的行为与案件争议有特定联系，各个国家在司法中一般对当事人诉讼行为都尽量减少控制，并且相应地对某些影响诉讼权利行使的日常权利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即允许妨害在正常限度内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讲，司法秩序是维护司法制度存在和实施所必需的，公共利益要求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尊重司法秩序，当司法程序与当事人的某些日常权利发生冲突时，后者让位于前者也就理所当然了。本文讨论的名誉权即可列入此类日常权利范围。
　　在美国侵权法理论及判例中，诽谤语言(包括言辞或书面)受某些特权(privilege）的保护而使言论者免受追究。其中，司法程序是所谓绝对特权（absoluteprivilege）场合下的一种。在司法程序中，法官、律师、当事人、证人都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话，也不管他们说话的动机如何，都不会承担诽谤的责任。1尽管这种观点有所偏颇，但它反映了美国司法实践追求的抽象价值，表明其司法观念中对司法程序优先及安定的重视。
　　从我国现有的司法解释来看，法释26号第五问中指出，“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没有明确“有关部门”的范围，但从刑诉法对公民当事人可以依法就轻微犯罪案件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的规定来看，刑事自诉显然也符合此条解释中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的条件。由此可见，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虽然还未有关于司法程序对名誉权侵权构成有何影响的明确意见，但该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了司法程序可以阻却名誉权侵权的构成。
　　2?是司法人员职业要求上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司法人员的配备必须符合司法的严格要求，他必须具有高超的职业技能和高尚的道德素养。从保障整个法律程序正常进行以及职业上的要求来看，司法人员对于司法程序中当事人的言辞或陈述，除非与审理的争议有关并被法定的证据证明，否则不能够接受或者相信；更不能随意将当事人的有关言辞加以传播或就此公开评价当事人的名誉、品质，否则将受到违反职业纪律的处罚。因此，司法程序中发生当事人以诽谤性语言攻击他人名誉时，即使司法人员地场，他们也不应列入参与社会评价的“公众”范围。本文案例一中答辩状的内容陈述即使确实有捏造、虚假，也因为该答辩状的内容未被公开到当事人双方和仲裁员之外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3?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和司法成本的要求。作为争议解决的终局程序，特别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效率是司法程序如何设置需要考虑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法院支持当事人动辄以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言行侵犯名誉权而要求承担责任的请求，那么当事人正常诉讼权利的行使就会受到很大的牵绊，诉讼程序中的攻击防御就会无法充分行使，最终实质损害以当事人进行为原则的诉讼模式；同时，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成本就会成几何级增长，讼累无法避免。因此，确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名誉权构成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减少诉讼发生，降低司法和诉讼的成本并相应提高司法效率。
　　再次，从名誉侵权构成的法理来看，社会评价进行的前提是系争诽谤语言的“公开”，而司法程序中亦要求程序“公开”，对此，在论述司法程序对名誉权构成的影响时，有必要对作为司法原则的“公开”与名誉权构成要件中的“语言公开”之间的差别做一甄辨。
　　侵权构成中的公开是从“公开”的字面含义来讲的。它与“公布”、“公告”有着相近的内容，它强调了特定行为“使秘密的成为公众所知的”2这一过程及结果。在名誉侵权案件中，除了原、被告双方外，只有当系争诽谤语言被传播到第三人知晓后才能构成“公开”。因此，名誉侵权中的“公开”指的是被告将系争的有关原告名誉的言辞或书面传达给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知道的情形。而司法程序中的“公开”则是从宪法及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来讲的，它强调的是一种法定的程序规定。在这里，“公开”就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按照程序法的各项规定参与到诉讼中去，行使诉讼中的各项权利；意味着司法人员的行为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违犯即为渎职，并且其在程序中每一项产生法定后果的行为都将受到当事人的挑战和特定程序的审查；同时，也意味着司法程序的进行是向社会公众开放，应当接受社会的正当监督。可以这样说，司法程序中的“公开”是远远超越其作为一个语词的含义的，他包含了司法制度设立时追求的抽象价值及该价值在程序上诸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因此，绝不能将司法程序的“公开”简单地等同于事实上的“公开”，司法程序的公开不必然等于程序进行中名誉侵权语言的公开。
　　另外，这一问题的讨论给予的提示是，我们应当将名誉权侵权构成中的名誉权和仅仅作为一个名词概念的名誉加以区分。并不是所有有关公民名誉的内容都会上升到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范围。
三、司法程序阻却名誉侵权构成的限度
　　如前所述，司法程序虽可以阻却名誉侵权的构成，但该功能的发生是在相应范围内的，这里的理由同样是正当妨害法理。由于个人权利容忍妨害限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保障群体权利的合理实现，但容忍绝不意味着个人权利的剥夺3，该妨害亦只应当在正当的范围内发生。因此，司法程序的存在绝不能抹杀名誉权的存在和在其受侵害达到程度时应受到的保障。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司法程序中是否保护名誉权的界限。那么，这一界限又该如何设置呢?
　　笔者认为，这一界限应定位在系争语言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上。即，当双方当事人间形成争议的语言陈述与司法程序所处理的事实及其处理有特定的联系时，即使该些陈述对另一方的名誉产生影响，亦不应认定为名誉侵权；但如果该些陈述与司法程序中的案件事实及处理根本毫无关系，那么发表诽谤言语的当事人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诽谤的法律责任。比如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怀着必要离婚的念头，不再顾及对方的点滴好处，在庭审陈述中将自己的恶感发挥到感情的极致(这在该类案件中是常会发生的场景)，该些陈述中就会有譬如“他(她)生活作风不正派，滥交男女关系”(尽管平常对方可能只是比较喜欢社会交往)、“他(她)懒惰异常，从不负担家庭义务”(尽管实际上从平常眼光看来对方并未到此地步)等等，该些陈述当然有关针对方的名誉，但它们与案件的处理(判断双方矛盾的起因、是否能够和好等等)显然密切相关，如果由此些陈述引发侵权诉讼并由陈述方承担言语的诽谤责任，显然会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表达，并由此影响法官对离婚案件的处理判断。也就是说，司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阻却名誉侵权构成获得的利益更大。同样举另外一种情况，在债务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为证明债务人信用差，提出该债务人在外另有大量未偿还之债务并在其他诉讼中败诉，该些陈述虽有关债务人的不良名誉，但由于与案件处理有相应的联系而应为司法程序阻却；如果债权人在审理中提出债务人“道德败坏、在外卖淫(嫖娼)、吸毒”，由于该些陈述与债权债务的处理没有任何联系，司法程序这时对名誉侵权构成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了。综上所述，系争侵权言行与言行发生时司法程序中处理的案件事实、处理的联系如何，是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是否发生阻却的认定界限。前文提到的司法解释中对“当事人借检举、控告之名行侮辱、诽谤之实造成名誉损害的情况，由法院受理并予处理”的规定也明确了当事人正当言行的限度。
　　本文中周某诉齐某一案中，二审法院提出法院审理应由法官控制进而维护整个司法秩序，因而尽管当事人侮人之辞“有失检点”，也只应由法官对其进行司法制裁，而不应当构成名誉侵权。该处理中反映出来的司法制裁可替代当事人另行的诉讼救济以及视司法程序的阻却性为绝对的观点无疑值得商榷。
四、司法程序中名誉侵权的处理程序
　　前文提及的司法解释中明确，当控告和检举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控告人起诉名誉侵权时，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并且又规定检举、控告行侮辱、诽谤之实时法院应予受理。这一规定使得法院在立案受理前就已将是否构成侮辱、诽谤进行了认定，有先定后审之嫌，与民事案件受案以程序审查适格为标准的法律规定显然是相违背的。从本文论述的中心问题可以看出，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的影响是在实体方面的，“只要有司法程序就不能立案”的结论无疑是错误的。因此，从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出发，尽管名誉侵权纠纷可能发生在司法程序当中，但由该程序中一并处理显然不妥，合理的做法是另案受理之后进行实体审判，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则应视司法程序与争议事实之间有无联系。
　　名誉侵权构成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由于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和利益，实践当中就出现了本文讨论的有关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法律制度当中，这样的现实和法律问题还将不断出现，由于立法活动必然滞后于社会生活，因而怎样去尽力平衡冲突中的价值(包括了权利、权力和秩序等种种)、使整个社会机制运作得更加和谐将是司法活动需要毅然肩负起的重大任务。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
　　1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第175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现代汉语字典》第38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可参见法发[1993]15号司法解释第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