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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销自1945年在美国诞生以后，不久就被不法商人变质为诈财的工具，并由美国向世界各地蔓延，不但在各国造成重大社会事件，使得数以万计的民众受到损害，而且也使得正在发展中的传销事业的形象大受打击。传销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之后，在我国独特的重人情关系的土壤里，演变成了一种“杀熟”的手段，被人称为“经济邪教”，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干扰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危害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进和资金市场的不断活跃，传销有生存、发展和壮大的空间，死灰复燃之势愈演愈烈，传销大案时有发生，社会危害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本文拟对传销犯罪的现状予以多角度考察，分析其特点及社会危害性，从犯罪构成基本理论出发解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传销呈现出新特点

　　（一）花样翻新。“消费联盟”、“连锁加盟”、“互动式营销”、“全球得利计划”、“网络营销”等形式相继出现，不法分子大肆鼓吹传销行为是所谓的“21世纪最具潜力及效益之革命性行销方式”，声称此种营销模式投资定额，而收益无限，其目的就是不断地扶持和发展“下线”。传销组织者不再靠出售化妆品、保健品、日用百货等产品来拉下线，而是以所谓的“产品”为幌子，把重点放在“拉人头”上。

　　（二）行为方式更加隐蔽。传统传销活动多存在于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集中地区、居民小区或家属院内，改大规模聚集为小规模多点聚集，指定专人外出采购必要的生活用品，行动谨慎，行踪不定。近阶段，又衍生网络传销，金融网络传销猖獗，组织者在网上发布传销信息，参加者浏览、接收信息，借用网络隐蔽上下线。

　　（三）管理手段翻新。一般传销管理手段严密，传销组织者对参加人员实行严密的人身控制，由组织者统一安排同吃同住同上课。平时基本上不允许外出和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偶尔外出和对外联系都有人监视，对不听话者轻则开会批斗，重则拳脚相加。目前，已有传销组织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感化手法，不仅没有打骂行为，甚至成员回家还提供免费火车票，不少人因此降低了警惕，迷惑了众多群众。

　　（四）参加人员年轻化、多样化。参与传销者人员复杂，来自全国各个省市和各行各业，包括农村外出打工者、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在校职高生和中专生，甚至大学生、公务员。据调查，传销人员中80%左右为年轻人，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已被列为当前传销组织“锁定”的重点发展人群。

　　（五）欺骗手段狡诈。一些传销组织者在宣传材料中，通过伪造营业执照、新闻报道和领导合影等虚假信息，混淆传销与直销概念，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来证明其活动的合法性。通过大肆渲染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安排“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等方式，不断刺激参加者的贫富差距感，对参加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洗脑后，专门指派“老师”向新参加者传授“经验”，从而使得传销网络屡禁不止。1

　　（六）传销的“经济邪教”特点日趋明显。传销组织对传销人员管理苛刻，诱骗加入时多采取威吓手段。大多数传销人员人身自由被完全限制，生活艰苦，由于经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矛盾重重，存在大量诱发杀人、抢劫、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的诱因。其中有一些成员成为了传销组织最忠实的守护者和打手，有一些则结成“反传同盟”、“传销难民营”等各种帮会性质的组织，以绑架、勒索等形式报复传销网络中人，并将自己的不幸迁怒于政府，报复社会。

　　（七）传销活动向着有组织的犯罪发展。有的传销头目与境外非法组织和黑恶势力勾结，利用传销结成黑帮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各省市传销大案层出不穷，规模越来越大，如2009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非法传销第一案“蝴蝶夫人”何跃兰传销案。这个组织通过拉人头、高额返利等方式开展传销活动，发展会员6万多人、代理商500多人，遍及全国29个省市区，涉案金额高达3.35亿。2012年8月，江苏镇江警方破获“世纪通”巨大传销案，该案业务遍布20多个省市、非法敛财10亿余元、旗下发展13万余人。

　　二、传销给我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首先，传销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非法传销活动的本质是欺骗，参与传销者并未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大部分传销活动都是无商品的销售，就是俗称“拉人头”的销售。这些传销以骗来多少人为依据进行计酬和提成，事实上传销人员既没有进行商品的生产也没有促进商品的流通，财富仅仅从多数被骗者手中流入到层级较高的个别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手中，只存在财富占用者的改变，财富的总量并没有增加。而参与传销的人员基本上都有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所以说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在阻碍社会财富的生产。

　　其次，传销造成人的心理扭曲，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看，传销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反复轰炸式洗脑，会使参与者最终突破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让人不以欺骗为辱，反以为荣，即便组织被取缔，不再从事传销，已经没有正常人做不道德事时的内疚感，变得极端自私，唯利是图，危害人的思想信念基础。这样的社会成员如果达到一定规模，社会控制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3

　　再次，传销严重破坏社会政治稳定。一些怀有破坏国家团结统一，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利用传销进行非法宗教和迷信、帮会、邪教及明显带有政治性煽动的活动，对人进行精神控制，进行破坏活动。近年来发生的传销活动被法轮功利用、少数民族参加传销的案件即是例证，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邪教组织参与传销，以传销的利益驱动传播邪教，以邪教的精神控制推动传销，将使打击传销工作更加复杂。而少数民族因为经济落后，利益诱惑将更加强烈，因查处传销及传销被骗所引发的民族矛盾将会导致新的社会危机。4

　　最后，传销活动对社会造成其他多方面的侵害。传销以欺骗为直接手段，出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资源。参与者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解脱的方式就是发展下线，欺骗别人，一个庞大的骗子网络逐步建立起来。传销对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瓦解作用不可小视，传销活动参与者多有相同的经历，就是被亲戚朋友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到外省市，亲友之间的互相欺骗是对社会稳定基础的极大破坏。假如传销无限制发展下去，社会上人与人的信任资源将无限流失，终究会动摇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传销的参与人员多是下岗工人、未就业的大学生、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参与传销的最后结果往往造成许多人血本无归，债务缠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因“洗脑”过分投入，精神接近崩溃边缘。从目前的案例来看，外地人跨省传销已经成为非法传销的主要形式，大量传销人员被骗后身无分文，流落异乡，为了生存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诈骗、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陷社会于无序状态，导致种种悲剧的发生，如此恶性循环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三、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

　　针对传销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29日在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以“非法经营罪”对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定罪处罚。依照该批复，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一个要件是“情节严重”。而“情节严重”的基本依据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此外还要考虑是否“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法律上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在适用中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各地标准不一，从而对传销一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各不相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其中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传销罪名及量刑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对传销行为定罪难的困境，加大了打击力度，可以充分实现刑罚的目的。一方面，使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受到刑罚处罚，是对其恶行的惩罚，可以实现刑罚报应的目的。按照《修正案（七）》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即可构成犯罪，而不必等到传销行为情节严重、获得数额较大的利益时才给予刑罚处罚，加大了刑法制裁传销行为的范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传销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规定具有宣示作用，揭开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所宣扬的“传销合法”、“国家对行业暗中保护”的谎言。这是对传销组织里的欺骗谎言进行的最有力回应和揭露，可以帮助人们认清传销的犯罪本质，从而预防更多的人参与传销活动。

　　根据《修正案（七）》的规定，可从以下四各方面确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解释该罪设立的背景是：“近年来，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结合本文关于传销社会危害性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是该罪侵犯的主要客体。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实施了传销活动。“从《修正案（七）》第4条的规定看，其‘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都是对传销活动的界定。”5刑法对传销活动从三方面进行严格界定，必须三个条件完全具备，才构成该罪。即一要有收取或变相收取“入门费”的行为，二是将“拉人头”以发展下线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三是同时要有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的行为。仅符合传销行为某一方面特征的不能以犯罪处理。具体到我市，根据天津市2011年发布的《关于刑法分则部分条款犯罪数额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1、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10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2、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3、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传销的组织者、领导者，且只能是自然人。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未列入主体范围之内。传销活动之所以猖獗，传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发挥了主要和重要作用，这部分人是传销的重点打击对象。根据2010年5月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大量的一般传销参加者由于缺乏辨别真假的能力而上当受骗，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追究，仍由行政手段规制，以说服教育为主，体现了国家动用刑罚权的谨慎态度，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行为人一般都有非法牟利等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为了谋取利益仍然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积极追求的态度，过失不可能构成该罪。

　　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在实施传销活动过程中构成本罪，又构成其他如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犯罪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刑法处理数罪的原则，从一重处或数罪并罚。

　　注释

1 胡军：《当前非法传销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载《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5期。 2 王海鹰：《非法传销立法打击迫在眉睫》http：//www.zhixiaowang.com/article/article_2148.html，2012年8月23日。 3 传销的深层次危害——《“408”传销大案》随感.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10-10/10-14102_3.html，2008-11-12。 4 熊英：《对设立非法传销罪的立法思考》，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年第12期。 5 高铭暄：《罪名之研析（上）》，载《法制日报》2009年3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抄转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对粤东分院处理华侨婚姻问题报告所提意见的复函

1954年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5月17日来函〔侨群字第（54）1791号〕对粤东分院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报告提出几项意见，特抄转你院后转有关法院参考。但解决华侨婚姻纠纷问题，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4月8日（54）政政习字第22号《关于处理华侨婚姻纠纷问题的指示》处理。

附一：广东省人民法院粤东分院关于梅县、普宁两县1953年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专题报告 （1954年3月3日）
一、一般情况和婚姻类型的分析
梅县是一个多华侨的县份，华侨户数大概占全县户数的70％左右，（非正式统计）县里有句俗话“华侨断家不断屋”意思是说，每一屋都有华侨，只是一两家没有华侨而已，可见华侨在全县人口数量比重的庞大了，出国华侨全部都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而远涉海外去谋生的。据普宁县全年受理的74件华侨婚姻案件中，有50件是贫农成份，迫于当年的生活困难而出洋的，占华侨婚姻案件百分之六七、五六，从这个统计数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侨属在经济上与海外各地华侨发生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而受南洋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也来得比较深刻。与此伴随着而来的婚姻问题也显得比较复杂，这些复杂的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离婚类型看出。
（一）婚姻同居时间很短，分别时间很长的。如梅县张××与刘××离婚案，张出生两个月就被抱到刘的家里为“等郎妹”，等了两年刘才出世，张××19岁那年，由父母包办与刘结婚，过夫妻生活两个月，刘便出南洋大吡叨谋生，从分离到现在已17年长的时间，当年结婚之时，张是19岁的少女，而现在是37岁的中年妇人了，又如李××与余××离婚案，李16岁时，由阿大伯带出南洋与余结婚，同居一年，因怀孕被送回家生孩子，从此一别，竟长达22年，普宁的统计，在74件中有26件属这类型的，占华侨婚姻案百分之三十五。
（二）夫妻分离后，男方在洋娶妾的，如梅县黄友玉与梁怀卿离婚案，他们在解放前结婚不久，男方便过洋去了，梁在南洋又另与一个女人结婚。普宁的统计，这类案件占华侨婚姻案30．5％，梅县则占40．67％。
（三）通奸怀孕的，如梅县张××与蔡××离婚案，张现年22岁，16岁那年被包办结婚，婚后一年男方出南洋，女方感到孤寂，便与夫弟通奸怀孕。梅县的统计，这类案件占华侨婚姻案10．8％，普宁的占13．5％。
（四）有婚姻之名无同居之实的。如梅县邓××与李××离婚案，邓××（女），现年28岁，24岁那年凭媒介绍，看了李××由南洋寄回的像片，遂嫁到男方家里，空守4年，仍未见丈夫回家同居，长期地发生着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又如刘××，她在29岁时由媒人双宝嫂介绍看过男方林××由南洋寄回的像片，便嫁到他家里。直等到提出离婚时，已苦待了8年时间，还没有看到丈夫的真实面貌。梅县称这类婚姻为“隔山娶”，普宁也有这种情况，但两县发现这类型的案件不很多。
（五）男方住址不明，女方不办离婚手续即与他人实行同居的。如梅县饶××与陈××离婚案，饶现年39岁，19岁的那年与陈结婚，婚后两年多，男方便出南洋，去后只来一信，经过多年变迁，详细地址已不明确，女方不管要不要办离婚手续，便与另一男子刘××实行同居，梅县的统计，这类案件占华侨婚姻案百分之六、七。

从以上的类型可以看出，由于过去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存在，造成了华侨婚姻在妇女方面的痛苦，这表现在性方面长期地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普宁的统计，通奸怀孕的占华侨婚姻案件百分之13．5％，梅县占百分之10．8％，有一妇女在梅县法院请求离婚，法院同志劝她不要离婚，她听了以后说：“百万家财我不要，我要的是丈夫”。普宁杜××因丈夫出洋19年，她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与其甥（比杜小10岁）有了感情，有一次睡至夜晚十时左右，主动起床跑到厅里要其甥与她通奸，华侨婚姻的妇女所以如此迫切要求离婚，其原因固然很多，例如封建婚姻制度造成她们婚姻的不合理，使他们之间感情淡薄或毫无感情。华侨在南洋经济的衰落，引起侨眷生活的困难，以及长期分别的结果外，性的方面得不到解决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女方曾与人通奸或坚决提出离婚，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华侨来负。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统计数来肯定这个责任的。据梅县的统计华侨婚姻的男方在南洋重婚的，占华侨婚姻案40．67％，普宁的占30．5％，男方出洋时间也相当长，据梅县的统计1953年未结案150件中，男方出洋时间在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37件，占华侨婚姻案24．67％。5年以上10年以下的91件，占华侨婚姻案60．67％，10年以上22件，占华侨婚姻案14．66％。华侨在外面普遍重婚，而又长期不归家共同生活，这些就是通奸和离婚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过去很多妇女愿意和华侨结婚呢？甚至与相片结婚也愿意？这可以从各类型的案件和当地的社会情况来加以分析，不外有二个原因：
（一）由于华侨数量多，经济上发生密切的联系，解放前华侨出入比较频繁，这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南洋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给该两县人民以一种极坏的影响，以为南洋是一座“乐园”。因此，拜金思想也比较突出。为父母者听到华侨要结婚，也不加考虑，立即把女儿包办起来，青年妇女也认为从此可以与华侨一起过“乐园”生活。因此，出嫁相片成为平常的事，“隔山娶”并不感到稀奇事。
（二）男方往往觉得家庭人手少，缺乏劳动力，父母无人照顾，便以娶老婆留在家里来解决这些问题，绝非为了夫妻生活而结合为伴侣的。
为什么在华侨婚姻关系的存续中，妇女如此痛苦，还能长期地忍耐到现在？这里有它的原因：（1）妇女结婚之后虽然感到实际生活的痛苦，但由于受旧社会长期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无力反抗。（2）受南洋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因而在思想上与华侨发生了“感情”，在经济上又依靠着华侨，这两点原因，长期地、而且有力地维系着那种极不合理的婚姻关系，解放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贯彻婚姻法运动，封建婚姻制度已经摧毁，新的婚姻制度已普遍建立。广大的妇女群众，在思想上受到新婚姻法的影响，认识了自己婚姻的不合理，在经济上又分得一份土地和财产，逐步摆脱了经济上的依赖，随着这个历史的转变，要求在旧婚姻关系上解放的妇女就逐渐增加起来。
二、处理华侨婚姻案件的一些体会
（一）针对思想、耐心说服、掌握案情、适当处理，是解决华侨婚姻纠纷的成功做法。例如普宁县处理方××（女）与人通奸，引起丈夫许××在南洋来信控告和请求离婚，及方××反诉离婚的案件，普宁法院对此案经过非常深入细致的工作，圆满解决了问题，它首先研究方××（女）与他人（23岁比方小10岁）通奸的原因是因为丈夫许××出洋太久（8年）而与奸夫许××在生活上过从甚密，另外又了解到方××与丈夫许××向来感情都好，共生了5个儿女，大的18岁，最小的已12岁，同时又了解到奸夫许××是不法富农，方是贫农成份，阶级悬殊，且方比奸夫大10岁，另外还了解到方××因事情暴露怕丈夫不要，想与奸夫结婚，以及许××因一时激于义愤，控告其妻通奸和要求离婚的思想情况，普宁法院全面掌握这些情况后，首先根据群众意见，和顺应方××的丈夫许××在南洋来信的请求，先把奸夫许××扣押，并即针对方××怕因事暴露，丈夫不要而坚决请求离婚想与奸夫结婚的思想，进行分析说服教育，先从阶级成份谈起，说明她是贫农，奸夫是不法富农，我们应有阶级立场，然后再从年龄分析，说明她年岁大，奸夫年岁小，与她发生奸宿，是一时冲动，不能看做他完全爱她的表现，结婚也不一定有好结果，然后又说到她子女多自己有责任教养，过去丈夫一向对待好，夫离子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方××经过这样的分析，思想通了，打消离婚念头，但还顾虑到丈夫不要她，法院又针对这个思想，向她提出保证，由法院写信到外面向她丈夫解释，争取男方原谅，方××便同意这样做，并表示改过自新。法院从他们夫妻一贯有感情，子女还小尚须人抚养，和方××一时思想错误，但已承认了错误，和判处奸夫五个月劳役等情况写信到南洋向许××解释，和说明方××通奸原因，是由于男方离家太久，与人通奸虽对男方不忠实，但还可原谅来争取和说服他们团圆，男方不但同意还来信给法院：“你们的和解下，使我们夫妻团圆，真是感恩感德”。经济上也经常接济方××了，这是通过审判工作，给一对不应离婚的华侨夫妻继续结合为伴侣，同时给破坏一宗有感情的夫妻关系的犯罪者以一定的处分，给华侨重新带来了幸福。
（二）华侨婚姻案件的特点，是当事人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即一方在国内，他方在国外，一般在国外的又多是离家时间很久或下落不明，或已重婚，或者音讯很少的。在国内的一方又多系妇女，长期受着不合理婚姻的摧残和迫害，痛苦特别沉重。故这类案件必须稳中求快，迅速处理，据普宁的经验，凡过洋多年而无信息，下落又不明的，可据一方提出，经调查属实的即予判决。凡可证实对方已在南洋娶妾的，经说服他方无效后，为执行一夫一妻制的原则给予判离，但可能通知对方时设法通知。凡有信息来往，而一方提出离婚的，则根据双方的婚姻关系，婚后感情，出洋时长短，对家庭经济接济情况为根据，通讯对方征求意见后方判决。凡因通奸怀孕提出离婚的，如对方住址明确，即去信征求意见，经一定时间无答复的，作缺席判决，由于普宁能根据各种案件的不同情况，迅速处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故华侨婚姻案件没有积压，梅县所有华侨婚姻案件则不问情况都要通过侨委会去征求对方的意见，以致案件不能迅速处理，1953年受理244件华侨婚姻案中，只结了94件，尚有150件未结，不能不说是处理方法上存在着一些缺点。
三、审判工作上的困难
据梅县、普宁两县处理华侨婚姻案件发现的问题，反映在审判工作上是有种种困难的，有些妇女因通奸怀孕的，急于求离，但法院不敢立即判离，还须通过侨委会转知或函知对方征求意见，如此经过时间较长，女方又万分焦急，有的竟行自杀，如普宁县处林××（女）离婚案，林因通奸怀孕，急于求离不得，又闻其夫将回家，便自杀不遂，像这类案件要从速办理又不可能，不速办又怕发生意外，其次华侨接到通知后，采取不理的态度，有些则因住址不明，无从联系，法院感到这类案件难下结论，再次是侨委会片面强调华侨利益，过份强调说服教育，而华侨婚姻案的说服比普通的婚姻案较难，梅县法院劝导一妇女不可轻意离婚，妇女说“真难为人”，有些还带着威胁的话“办不办？不办我自己打算”。法院劝导通奸妇女不要通奸，她说：“要我不通奸，就叫我丈夫回来”。由于华侨婚姻案件的妇女一般比普通婚姻案件的妇女痛苦更深，求离之心也更加迫切。说服教育也非容易的事。以上的一些困难，大部由梅县法院反映出来。
四、存在问题
（一）根据省第二届司法会议关于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指示，对华侨居住国外，因住址不明，生死不明，而经驻外使馆或侨委会调查明确或经公告后即可判离，但普宁法院在实际工作中的做法认为公告是形式的东西，不必登报广告，他们认为只要知其下落。通过当事人，区乡政府或主办人员的名义去函征求便可。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比公告好。不通过大使馆或侨委会或公告方式而采取其他形式是否妥当？
（二）根据省二届会议指示：侨眷通奸原则上不扣押判刑。但普宁的做法认为凡与人通奸，群众意见大，华侨本人来信控告，非处理不可的，即给予刑事处分。已处理的有两宗（上半年办理）这样是否违反指示关于处理华侨婚姻的精神原则？因为华侨婚姻是非常不合理的，通奸现象为不合理婚姻所产生，与普通的通奸问题有所不同。因此不应加以刑事处分。
（三）华侨婚姻案件，是否不问案件具体情况，皆须经侨委会征询调查和研究对方意见或情况后才得处理？梅县所受理的华侨案件都通过侨委会征询、调查或提出意见才处理的，这样审判权限便受到某些限制，并妨碍结案速率的提高。

附二：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本会对粤东分院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报告的意见请转达有关法院的函 1954年5月17日 侨群字第（54）179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本会接到贵院中南分院3月29日（54）法行字第810号函寄来广东省人民法院粤东分院“关于梅县、普宁两县1953年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专题报告”一份。本会对该报告有下列几点意见：
第一，报告的第一部份对于情况的分析中，只是着重说明了国内侨眷妇女方面的情况，对于国外华侨方面的情况以及婚姻问题对国外华侨的影响等则缺乏足够的估计。只看到国内侨眷妇女一方面而忽视国外华侨的一方面的认识，将会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产生偏差。但另一方面，片面强调照顾国外华侨而漠视国内侨眷妇女的要求，也是不对的。处理华侨婚姻纠纷问题，必须对国内、国外两方面的情况都有充分的认识和恰当的估计。
第二，侨眷妇女所遭受的痛苦和通奸行为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报告中说：“女方曾与人通奸或坚决提出离婚，这个责任主要应由华侨来负”一点，提法不对。如果单纯从男女双方的关系来说，似应由男方负责，但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则是由于过去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主义的统治造成中国人民的破产，华侨是被迫而离乡背井、抛妻弃子而出国谋生的，不能单纯从男女关系上来看这个问题。对于需要进行调解劝合的案件，着重向侨眷妇女说明问题的社会性质是必要的。
第三，关于华侨婚姻案件是否一律经省侨委会征询调查和研究国外华侨的意见或情况后才得处理的问题，我们认为，政务院已于本年四月九日以（54）政政习字第22号发出“关于处理华侨婚姻纠纷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处理华侨婚姻纠纷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法院方面自可根据政务院的指示进行审理判处。但华侨婚姻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处理不当对国外的影响很大，因此对华侨婚姻纠纷案件的处理，如向国外征询意见、了解情况和判决书之寄递，应一律通过省侨委会审查发出，不能由区乡政府或以主办人员的名义直接与国外华侨联系。因为国外的情况与国内不同，区乡政府不了解国外的复杂情况，直接去信容易发生事故。通过省侨委会虽然在处理时间上会缓慢些，但从效果上看，有好处而无坏处。
第四，侨眷要求离婚，而男方因久不与家中通讯，住址不明者，如系侨居建交地区，仍宜通过我驻外使领馆调查了解。
第五，侨眷通奸案件一般不应扣押判刑，但如有打胎、溺婴等行为情节恶劣者，则必须给以一定教育。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如认为恰当，建议由你院给中南分院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