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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通知）

　　 高检发诉字[200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一时期以来，一些地方陆续发生了严重的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案件。个别地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没有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错误地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加以使用，最终酿成冤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特别是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案，尤为典型。1998年4月，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因被怀疑杀害两名警察而受到昆明市公安局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被迫编造了所谓的杀人事实。昆明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对杜培武的申诉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便将其批捕、起诉。1999年2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同年10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因抓获真凶，杜培武才被无罪释放。各级人民检察院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彻底排除刑讯取得的证据，确保办案质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为此，特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切实提高广大干警的思想认识，认清刑讯逼供的本质和危害，进一步端正执法指导思想，正确处理打击犯罪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关系。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少数办案人员缺乏现代法制精神，传统的“有罪推定”、“疑罪从有”观念仍根深蒂固，盲目推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证明作用，将获取其供述作为侦查破案不可替代的有效途径，从而不惜采取刑讯的手段来达到逼取口供的目的。他们主观上习惯于将刑讯逼供简单看作是取证方法简单、工作态度生硬的问题，只是强调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忽视对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此，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通过组织学习、剖析典型案例等方式，切实提高广大干警的认识，认清刑讯逼供粗暴践踏法制和侵犯人权的本质和危害，牢固树立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思想，把查明案件真相与遵守办案程序联系起来，促进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全面发展，绝不允许放纵刑讯逼供行为。

　　二、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强化干警过硬的业务素质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提高检察队伍整体的执法水平，把好审查事实关、判断证据关，自觉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能。过硬的业务素质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是正确执行法律，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前提条件。对于移送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案件，在互相配合的同时，必须坚持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因，本着为事实负责、为法律负责的宗旨，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既重视案件实体内容的真实，又注意办案过程的合法，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查、把关。特别是要注意充分听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审查核实相关证据，决不放过任何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以确保不枉不纵、不错不漏。

　　三、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也再次重审了这一原则，并在第265条明确指出，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严格贯彻执行这些规定，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是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任何余地，同时，要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取证据，必要时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四、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大对刑讯逼供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刑讯逼供是一种严重的司法腐败行为，必须进行严厉打击，这是遏制和预防其发生的重要措施。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将查处刑讯逼供犯罪作为反腐败斗争中的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刑讯逼供行为并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立案侦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五、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办案，对当地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总结，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及时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1年1月2日

一起典型的涉他合同案例评析
亓培冰

一、案情
　　1999年3月，北京亚环影视公司与北京电影学院签订了《外借人员劳务合同书》，约定亚环公司“借用”电影学院表演系学生赵薇参加《财神到》摄制组，担任演员工作，学院不得擅自变更借用人员职务或转借；借用期自1999年4月10日起至1999年7月10日止，借用期为3个月。合同签订后，剧组为赵薇量试了服装，电影学院派人将剧本取走，亚环公司向电影学院缴纳了15000元合同费用。但亚环公司未与赵薇本人另行签订聘用合同。
　　此后，赵薇到台湾参加《还珠格格》续集的宣传活动，亚环公司同意将借用时间推迟到4月26日起算。但赵薇从台湾返回北京后，未到《财神到》剧组报到。同年5月4日，亚环公司得知赵薇到上海参加电影的拍摄，即函告电影学院，要求学院给予明确答复；5月6日，亚环公司另行聘用其他演员演出赵薇所饰演的角色。后亚环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电影学院对其违约行为公开赔礼道歉，返还劳务费15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133450元。电影学院则辩称，学院与亚环公司签定合同后，校方未给赵薇安排其他的实习任务，并一直催促她去剧组报到，所以学院已经履行了合同，并未违约；亚环公司交给学院的15000元是签定合同的手续费，并非被借演员的劳务费；赵薇没有参加《财神到》的演出，是因为亚环公司没有如同聘用其他演员那样与赵薇本人另行签订劳务合同，电影学院对赵薇拒绝演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亚环公司没有延期拍片，其提出经济损失无直接证据佐证，电影学院不同意赔偿，也不同意亚环公司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二、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亚环公司与电影学院订立《外借人员劳务合同书》，系平等的法人之间为借用电影学院学生赵薇出演《财神到》电视剧而自愿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电影学院未能依约履行合同，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亚环公司与电影学院订立的合同主要条款系为第三人赵薇设定的义务，是以第三人赵薇履行合同行为为标的的第三人负担合同，虽然电影学院规定学生参加拍片要由所在系和学院批准，但按照电影学院的规定应由学生提出拍片的申请后方涉及电影学院各级领导批准程序的启动。电影学院在赵薇本人无申请，及其与赵薇无约定的情况下，与亚环公司订立由赵薇履行义务的合同，使合同从订立时就存在不能实际履行的可能，根据第三人履行承担的法律原则，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该约定对第三人不具约束力，据此，电影学院应对第三人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法律后果承担违约责任。为了保证合同实际履行，亚环公司应当与赵薇订立劳务合同，以约束其履行合同，防范风险。事实上亚环公司在与电影学院订立借用人员合同后，未与赵薇订立劳务合同。故亚环公司所称商业运作风险系其盲目缔约所致，对此后果，电影学院不承担责任。该片拍摄中所租用的场地、车辆、器材及住宿服装等已经产生了使用效用，现无直接证据证明其损失发生的具体事实，故亚环公司以此部分费用作为损失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因电影学院未实际履行合同，也未付出相应对价，其应将所收取的劳务费退还亚环公司，减少其损失。赔礼道歉仅适用于人身权及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的侵害，故亚环公司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故判决电影学院返还亚环公司人民币15000元；驳回亚环公司要求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133450元的诉讼请求。
三、评析
　　这是一起特殊的合同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判决中认定此合同是一起有效的第三人负担合同，由于第三人未履行合同，缔约方电影学院构成违约。但判决中对于合同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试图通过对此典型案例的评析，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同时活跃案例研讨之风，并求教于各位同仁。
　　本案中的关键法律问题主要有三：第一，此合同是束己合同还是涉他合同?如果理解为束己合同，那么电影学院有没有违约?第二，如果将此合同理解为涉他合同中的第三人负担合同，那么为第三人设定义务的合同是否有效?第三，如何理解合同中约定的15000元的性质?在对这三个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此案该如何处理?
　　首先，认清合同的性质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合同性质的认定要从合同文义着手。亚环公司与电影学院作为合同双方主体签订了《外借人员劳务合同书》，合同的内容是，亚环公司“借用”电影学院的学生赵薇担任演员工作，期限三个月，电影学院不得擅自变更借用人员职务或转借。合同是缔约当事人之间设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债权是相对权。原则上，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只能由缔约双方享有和承担，第三人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即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合同一般只能约束缔约双方，是束己合同，而不能为第三人设定义务，法律仅以特殊情况下承认涉他合同，包括利他合同和第三人负担合同。此合同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直接约束缔约双方，而且为合同外的第三人赵薇设定了义务，即特定的表演行为。根据本合同的文义并探求当事人缔约时的真实意思，应认为此合同的内容既具有束己合同的因素，又具有第三人负担合同的成分。合同中“束己”的因素即约束缔约双方的是，亚环公司应给付电影学院15000元，电影学院负有批准赵薇外出拍摄《财神到》的申请的义务，这是合同约定的作为义务；电影学院作为赵薇的所在单位于1999年4月10日至7月10日期间不得擅自变更赵薇的职务或转借，这是合同约定的不作为义务。合同的涉他因素是，双方为第三人赵薇设定了“担任演员”的特定义务，时间为3个月。所以本案中的合同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型的合同，本判决指出了合同是第三人负担合同，但没有说明其中的“束己”的成分，因此不能全面揭示合同的性质。
　　其次，认清合同的效力是本案的关键。分析合同是否有效以及电影学院是否构成违约也应从合同的特点入手。从合同中“束已”的因素来看，此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基础上基于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而且电影学院也依约履行了义务，没有给赵薇安排其他的实习任务，并一直催促她去剧组报到，没有违约。从合同中“涉他”的因素看，合同的主要条款系为赵薇设定的义务，是以赵薇履行合同的行为为标的第三人负担合同。那么，合同中的这部分内容是否有效呢?
　　根据涉他合同的一般原理，为第三人设定的权利义务非经第三人承诺对其不产生效力，不能直接约束第三人。如果第三人不履行此义务，应由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但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是该第三人负担合同是有效合同。一般说来，为第三人设定的义务可能有三种：一是财产给付义务，二是与第三人特定人身不可分离的行为给付义务(如授课、表演)，三是人身义务(如婚姻)。第三人负担合同的效力因设定义务内容的不同而有异：为第三人设定人身义务的，因违背人格平等和意思自治的理念导致合同本身无效，这没有疑义；为第三人设定财产给付义务的合同有效，但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第三人不履行的，应由债务人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为第三人设定特定的行为义务的，因为给付行为与特定人身不可分离，无法从市场上找到替代品，故第三人不履行的，不仅对第三人不产生效力，而且此合同也因标的不能而无效。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未经第三人许可或者授权而为其设定与其人身不可分离的特定义务，有违人格尊重的一般原理。事实上，赵薇虽系电影学院学生，但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电影学院根据自身的管理规则有权对学生的教学情况进行管理，但无权为他人缔约。学校对学生不具有支配权，有关拍摄的协议必须是由学生本人签订。当然学校可以以不符合管理规定为由不批准，但无权主动对他人签定合同。从亚环公司来说，自以为与电影学院签了“外借”合同就可以“借到”赵薇，这更是一种错误认识。因此，此合同部分内容为第三人赵薇设定了行为义务，此部分内容应属无效。本判决一方面认为“电影学院在赵薇本人无申请，及其与赵薇无约定的情况下，与亚环公司订立由赵薇履行义务的合同，使合同从订立时就存在不能实际履行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认为合同有效，其妥当性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由于合同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本案处理结果的复杂性。合同中既有有效因素，又有无效部分，因此如何理解合同中亚环公司给付电影学院的15000元钱的性质成为处理此案的核心。笔者认为，如果把15000元钱理解为电影学院“不变更借用人员职务或转借”这一义务的对价，那么，电影学院依约履行了此义务，应有权获得这15000元。如果将15000元理解为“借用”赵薇而给付的报酬，那么根据这个无效的涉他合同，电影学院应予返还。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应由双方根据过错的比例分担。依笔者所见，探求亚环公司的真意并根据合同的数额，后一种看法似乎更为合适。不宜单纯地把15000元理解为电影学院“不变更借用人员职务或转借”的对价，它主要是聘用赵薇演出的对价，只不过此费用给了缔约方电影学院。所以，根据此无效的第三人负担合同，应由电影学院予以返还；亚环公司遭受的损失，属缔约双方的过失所致，应在证据证明的基础上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分担。本判决一方面认为电影学院违约，另一方面认为“该片拍摄中所租用的场地、车辆、器材及住宿服装等已经产生了使用效用，现无直接证据证明其损失发生的具体事实、故亚环公司以此部分费用作为损失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否认了亚环公司的赔偿请求，虽然后果上相差不远，但法理上却是迥异的。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